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陈匡时先生辞世已近周年，他仿佛化作天际祥云，悄然从我生命中逝去，唯有他那总是挂着和蔼笑容的模样，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这段时间里，有关先生的往事不断涌现，挥之不去。我总想设法表达缅怀之情，却常常思绪纷乱，难以下笔。
陈匡时与妻子祝启秀， 1993年在宿舍门前合影（李细珠供图）
回想起38年前那个酷暑时节，我正处在大三至大四的学年，人生的又一个重要抉择摆在了面前，那就是是否要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当时萌生了报考近代中外关系史的想法。那时信息传播远不如现在便捷，我偶然购得一套刘培华先生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此外，在图书馆翻阅时，注意到一套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撰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下两卷共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其中上册的前两分册是陈匡时先生负责编选的。于是，我贸然给北京大学历史系（那时并不确定他是否属于该系）的刘培华先生，以及复旦历史系的陈匡时先生分别去信，询问研究生招生情况。没想到，首先收到的是陈匡时先生的回复，他欢迎我报考，并给予我很多鼓励，这份温暖让我最终选择报考复旦。至于刘培华先生的回信，大概在次年考试结束后才辗转送达，信中说明他已不再招收研究生。刘先生同样热心肠，令人钦佩，可惜我与北大终究无缘。
那年的研究生考试恰逢春节前后，元宵节之前，时值寒冬，雨雪交加，长沙的气候异常严寒，复习过程颇多不易。好在考试进行得还算顺利，结果也十分令人满意。1989年5月3日，我首次离开湖南，乘火车沿浙赣铁路行驶了27个小时抵达上海。或许是心情愉悦，刚进入江南地区就感受到春光明媚，放眼望去，不见巍峨山峦阻隔，只见河流在郁郁葱葱的原野上蜿蜒流淌，景色恬静雅致，原来江南风光竟如此不同。5月5日上午，我来到复旦文科楼的九楼历史系参加面试，初次见到陈匡时先生，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他脸上始终挂着自然的和煦笑容。可能因为我看起来有些紧张，当我说自己来自湖南师范大学时，他随即提到林增平先生是我们认识的，这让我立刻放松下来，心情稳定了许多。我心里本还有些自卑，从师大到复旦感觉像是“高攀”，但陈老师似乎丝毫不介意，只说了一句话就为我解除了心理负担。常言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陈老师不正是我们难得的人师典范吗？我深感幸运，或许最初的相遇只是偶然，但命运却如此眷顾，赐予了我这份宝贵的师门缘分。当时近代史教研室 hiring 的导师共有四位，除陈匡时先生外，还有陈绛、沈渭滨、杨立强三位老师。那年的招生名额为四人，参加面试的也是四人。据了解，有两位本校考生（一位推免，一位统考）因故未能录取，另一位外校考生选择保留学籍次年入学，实际上在参加面试的四个人中，最终只录取了我；入学后才知道陈绛老师招了仇华飞，他是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调剂过来的。沈渭滨和杨立强两位老师次年分别招收了李立华、黄士芳。
当年9月，我正式入学，与陈老师见过一次面，但很快就要前往基层锻炼，无法立即开始系统的学习。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全国文科（不包括外语专业）应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者，必须先到基层进行为期一年的社会实践锻炼。复旦全校共有48人参加此项安排（外语专业除外），历史系有6人。学校对此高度重视，庄锡昌副校长亲自将我们送往宝山区政府（由原宝山县和吴淞区合并而成的新区，作为我们的主要锻炼基地，少数同学被分派至崇明县）。历史系的6名同学被安排到宝山区检察院工作。在这一年里，我们依靠学校每月发放的75元助学金在检察院完成任务，这段经历既不计入学制，也不算工龄，在我的履历上永远留下了一段无法言说的空白。
1990年9月，我正式开始了专业课程的学习。陈老师是一位典型的老派学者，他对研究生的指导方式看似放任，实则遵循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强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着重于言传身教。在学习和为人处世方面，我体会最深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从原始资料入手的研究方法。陈老师对近代史资料的掌握程度在学界享有盛誉。他在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