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镈
展示马家塬出土马车的图像。这张照片及以下所有图片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秦朝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且制度完备的大一统国家。它整合了文化与经济，开创了新的制度，完善了治理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形态，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以近些年陕甘两地区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为线索，挑选了十多家文博单位的328套510件文物，分四个篇章，来展现秦文化的显著特征。
在西周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上，刻有“秦人”二字，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带有“秦”字称呼的实物，为研究秦朝早期历史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资料。在清水李崖遗址西周中期的秦文化墓葬中，出土了部分带有浓厚商文化特征的陶鬲和陶簋，这说明秦文化具有东方基因。礼县西山遗址西周晚期的秦贵族墓中出土了青铜礼器和玉器，这些发现反映了秦人的礼制风格。从西山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可以看出，礼制文化为秦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持。第一篇章“秦·人”主要关注甘肃东部秦人的起源及其族群发展的过程。
第二篇章“秦·国”展示了秦国立国及其向东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协助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册封为诸侯，秦国正式建立国家。秦国建立之初，都城“西犬丘”位于今天甘肃省礼县境内。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了多件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鼎和青铜簋，乐器坑中还出土了全套的青铜镈、青铜钟和石磬。这些器物不仅显示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继承，也展现了秦国祭祀礼仪的宏伟场面。
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的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饰品，融合了中原纹饰和草原工艺，显示出秦国早期多元的审美观念和工艺水准。大量黄金饰品作为随葬品装饰在棺椁或高等级马车上，原本是草原文化中用来标示高级社会地位的习俗，秦人在西垂之地与西戎诸族长期互动、交流和融合，将这些高等级的文化表达方式也用在了自己的丧葬礼俗中，表明秦人文化基因中“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开放精神。
秦国立国后不久，便向东发展，都城也随之迁移。从西垂之地到雍城、再到咸阳，秦都东迁的历程正是秦人积极进取的生动体现。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镈上的铭文，反映了秦人的开拓精神。雍城宫殿与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展现了秦国早期都城的规划理念。雍城遗址出土的曲尺形青铜构件，是宫殿柱梁上的重要装饰和结构元素。其复杂的造型和精湛的铸造工艺，不仅体现了秦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也以实物证明了当时宫殿建筑的雄伟和华丽。秦公一号大墓规模巨大，墓中出土的玉器显示了秦式玉器的风格；血池遗址等揭示了畤祭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构建了国家祭祀体系。
第三篇章“秦·融”生动地展现了秦文化包容并蓄的特点。秦人驻守边陲，长期与戎人共同生活、相互融合。宝鸡益门村春秋时期的秦墓出土了金柄铁剑，其剑柄用黄金镂空铸造并镶嵌绿松石，装饰华丽复杂，而剑身却采用了当时珍贵的铁质。这种复合工艺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是见证秦文化博采众长的宝贵实物；清水刘坪墓地出土了虎形金箔饰片、鸟纹金饰片等器物，充分展示了草原文化的奔放活力；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的文物是“戎秦融合”最直观的证据。草原民族喜爱的鋄金银器、镂空金带饰，与代表中原礼制的青铜鼎等礼器一同出土；而秦人独特的墓葬用鼎制度，也被西戎贵族完全采纳。这种“混搭”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文化心理上对秦地秩序的认同。
第四篇章“秦·同”中的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兵马俑、青铜水禽、排水管道等文物，体现了秦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及强大的都城规划施工能力；秦代官印、诏版、铜权等文物，是其制度统一的珍贵物证；半两钱、标准化兵器，见证了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作。秦朝开创的制度框架、治理模式与文明范式，被后世王朝继承和发展，深刻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形态。秦朝创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