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溦萌（蒋立冬 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聂溦萌副教授，致力于汉魏南北朝史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著有《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参与合编《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修订项目的主持人，修订本《晋书》出版时，她应《上海书评》之邀，就修撰、点校及修订情况进行了介绍。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预计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册，定价780.00元
请您谈谈《晋书》的修撰历程，唐朝的《晋书》是唐太宗晚年完成的。其实，在此之前，已存在多种旧版晋史，也有体例较完整的纪传体《晋书》在世上流传，那么唐太宗君臣为何还要另修一部《晋书》呢？
聂溦萌：唐初对前代史的修撰颇为重视。贞观前期，完成了北周、北齐、隋、梁、陈五代史的纪传部分；贞观后期，又着手编撰《五代史志》和《晋书》，《晋书》最终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为何要重修晋史？贞观二十年发布的《修晋书诏》中，指出了十四家旧晋史存在不足。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文辞欠佳，存在虚浮繁冗的毛病；二是未能完整涵盖东西两晋；三是众多晋史采用编年体，记载相对简略，而当时以纪传体为正统。后两项问题，南朝时其实已得到解决，比如南朝时至少出现了臧荣绪、萧子云、沈约三人编撰的包揽两晋的纪传体晋史。但南朝的学风与唐代不同，唐人看来，旧晋史虚浮繁冗的问题依然严重。《修晋书诏》就体现出崇尚简洁、厌恶冗杂的态度，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评述两汉三国之史“日渐烦富”，晋代以后的史书更是“流散愈发”。
官方说法中，唐太宗基于上述考虑，贞观二十年决定让国史所编修《晋书》，并提供了相应的人员与物资支持。不过，后世学者更倾向于从政治角度探究唐初重修《晋书》的缘由。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提出一种解释：他认为李唐皇室自认为源自陇西李氏十六国西凉主李歆的后裔，因此唐初重修《晋书》，将前凉、西凉两国从载记提升为列传，并记录了李歆之子李重耳东迁江左的事迹，以此“尊崇皇室，昭示先祖渊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培栋先生结合唐太宗晚年的政治背景，提出了重修《晋书》的意图，这一观点获得广泛认同，不少学者沿此思路继续研究。其中最受关注的观点是，唐太宗亲自为《宣帝纪》和《武帝纪》撰写史论，借此借古讽今。晋武帝的嫡长子司马衷据说昏庸无能，而他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则颇有才干。晋武帝最终选定司马衷为太子，即后来的晋惠帝。惠帝执政期间爆发八王之乱，继而五胡乱华，西晋覆灭。在西晋当时，就有许多反对立司马衷为继承人的声音，东晋初年的干宝《晋纪总论》，更是直言西晋“戎羯专权，二帝失尊”的悲剧，首先归咎于晋武帝“立嗣失当，托付非人”。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也始终交织着储君之争。他早年通过玄武门之变夺权，在贞观十七年，自己的继承人도经历废立风波。若历史能证明晋武帝立不胜任的嫡长子为嗣是错误的，那么对唐太宗早年弑兄和晚年废长立幼的行为，就有有力的辩护。《晋书·武帝纪》的史论反复指责晋武帝“立嗣不当，托付失人”，“子不贤则家亡”，“惠帝可废而不废”，“舍一子之小忍，安社稷之大孝”，最终评述晋武帝“善始而终乖”，认为他对身后安排非常失策。而在《宣帝纪》的史论中，唐太宗直斥司马懿在魏朝两受托付，却行欺骗之事，痛批“忠臣之操，宁若是乎？尽善之道，以斯为误”，最后评论“虽自掩当日之过，终见后世之责”。玄武门之变是否会成为后世指摘的污点，也是萦绕在唐太宗心头的一桩大事，李培栋先生说，《宣帝纪》的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