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北京的街面上，停放着一辆吉姆车。车边立着的，竟是开国上将、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司机正低着头，手忙脚乱地测试着车辆，可车子依旧纹丝不动。王震要去中南海参会。会议是毛主席召集的，他已经上路，偏偏车坏了。王震扫了一眼路途，既没等待备用车辆，也没派人四处调度。这时，一辆三轮车恰巧驶来。他伸手拦住，便坐了上去。车夫用力一蹬，三轮车朝着中南海的方向前进了。
此事听起来像一场趣话，但其核心之处，不在于“三轮车进中南海”的奇景，而在于王震为何选择乘坐三轮车。他并非没有乘车选择。
一九五二年，王震来到北京工作后，享有了公车。他的第一辆座驾便是吉姆车，从一九五四年起，一直使用到一九七〇年，期间进行了大小四次维修。这辆车虽然旧了。相关部门并非没有想过为他更换新车。王震的态度却十分明确：只要能行驶即可。
这四个字，后来几乎让他“违章”到中南海门口。车途之中抛锚，他面临着迟到会议的风险。
当三轮车抵达中南海入口时，门卫战士立即上前阻拦。这个地方并非任人进出。一位部长、一辆三轮车、一名车夫，三者组合在一起，显得极不寻常。王震坐在车上，清晰地将情况说明。他说：“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我迟到了。”门卫战士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阻拦的这位老人，正是共和国的部长——王震。三轮车得以放行，载着王震穿过了中南海。
这一幕轻易会被误解。有些人可能会将其视为一场巧合：车坏了，恰好遇到三轮车，进而得以进入中南海，变成了一段趣事。然而，王震的诸多事迹串联起来观察，便不再是简单的趣闻。
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一日，王震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宽裕，曾几度辍学务农。后来投身革命，投身战场，领导过三五九旅，开发过南泥湾，进军过新疆，创立过农场。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九五六年五月起，他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北大荒、新疆、海南、云南，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即便在北京，他依然常穿旧军装。一九五七年，在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他特意做了一套毛料西服。考察归来，他又换回了旧军装。家人想给他添置新衣，也屡屡受挫。王季青曾说过，给王震添衣服十分困难，一旦提议，他就会表现得不悦。他并非戏言。内衣破损，修补后再穿。一件内衣上，竟有六七个补丁，也依然穿着。解放后四十余年，除了军装，他添置的所有衣物加起来，不足八套。
这并非作姿态。
生活上也是同样的节俭。五十年代，他在家中定下规矩，每餐四五个菜配一个汤，全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不得超过三十元。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调整为三菜一汤。剩饭剩菜，第二顿加热再吃。冬季不食用时令菜，餐桌上常常是白菜、萝卜、土豆。见到罐装饮料，他还会仔细计算。包装cost过高，他认为浪费太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王震在广东珠海说过一句话：“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话语看似琐碎，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十分严格。
一九七一年十月，王震从江西返回北京，家里的炉灶尚未修好，组织上安排他在北京饭店食宿。他婉拒了这一安排。院子里用砖头搭建炉灶，面条就着煮白菜、炒辣椒，一个星期照旧。住处同样简朴。五十年代初，他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冰窖胡同五号。一家老小加上工作人员，居住空间十分紧张。后来迁居成方街五号，他特意嘱咐一句：无需修缮，无需装修，保持原样入住。多年住下，到晚年，有同事认为他的住房过于简陋，外宾来访也不便，建议调换。王震未予应允。他说，比起延安窑洞强多了，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初期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随后又将话头转回自身：司机、医生、警卫、秘书，为国家增添的负担已经足够大了。
这就是他的衡量标准。公车，仅供他上下班、开会使用。家人不得随意乘坐。六十年代，他的母亲病重，他安排工作人员陪同老人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医院。孩子们上下班骑自行车，从不搭乘他的便车。即便因私事必须用车，司机也要登记，按规定缴费。
用车方面，同样有规矩。外出视察时，他常不坐卧车，而是与陪同人员一起乘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车。既省油，也便于在车上讨论工作。在湖南邵阳，曾发生过一次警车鸣笛开道的事件，前车为保障王震出行安全，鸣笛警示前方车辆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