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敦煌遗书中一位千年前的身影意外在网上流传开来：有人正在临摹《兰亭集序》，刚写下数个字便戛然而止；另一份残卷上，还画着一张稚气的人像，并署上了疑似“康景宗”的名字。
编号为P.2544和P.2237的敦煌残片
这两份写卷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目前尚无定论。但这些不经意间留下的痕迹，却让远在千年的古人仿佛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也描绘了那些未被正史细写的市井生活：有女子相约共赴莫高窟点灯，有人借麦种后无力偿还，有人为亡妻一笔一划抄录经文祈福，有孩童在旧纸背面练习写字……
这一系列敦煌卷轴让我们体会到，古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十三位女性，一同前往莫高窟点灯
敦煌文献中，有一类内容读来格外令人动容：社邑文书。
所谓“社”，又称作“社邑”“义社”“义邑”。唐及宋初，敦煌地区私社十分兴盛，一些私社还拥有专属名称，譬如“兄弟社”“女人社”“亲情社”“巷社”“车社”等。
国家图书馆所藏BD14682《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记录的是一份由女性组成的“女人社”。
BD14682V《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
这份文书仅存一张纸，开头完整而尾部残缺，上面有不少修改及涂抹痕迹，最终也未列出社员名单，所以应当是一份草稿。
即便如此，这份草稿仍让我们得以窥见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的社会生活掠影。
社条开头写得相当清楚：丙申年四月二十日，博望坊巷的女子们，为筹备“上窟燃灯”事宜，聚在一起商议，决定“一齐共发心”，约定三年为期。
BD14682《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
文中记载：“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因为上窟燃灯，众坐商仪（仪）。一齐共发心，限三年愿满。每年上窟所要物色代（带）到，录事帖行，众社齐来，停登税聚。自从立条已（以）后，便须齐齐锵锵，接礼歌欢，上和下睦，识大敬小。三年满后，任自取散，不许录事三官把勒。众社商量，各发好意，不坏先言，抹破旧条，再立条。日往月来，此言不改。今聚集得一十三人，具列名目已（于）后。”（此处为简化呈现，原文较长）
所谓“上窟”，指的是莫高窟；“燃灯”，是佛教徒供佛、积累功德的一种仪式。
这并非一次临时性的活动，而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则的结社。
她们商定每年上窟所需物品由众人平均分担，社内事务由录事传帖处理，但又特别强调“不许录事三官把勒”，即社官与录事不得专横，需经“众社商议”。三年期满后，是否续办，也需大家共同决定。
这份文书证明这些女性能够独立、自愿地参与结社活动，享有相当的社会交往空间；结社需要物资支持，也显示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具备一定自主权。这从某个层面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的意识。
一张刻在佛经背面的“借据”
国家图书馆藏品BD04698，正面原本是一卷唐代标准写经，内容是鸠摩罗什译本《妙法莲华经》卷二。到了归义军时期，这卷经因频繁诵读，年深日久，卷首破损，卷面有水渍，还有残洞，渐渐失去了诵经功能。
纸张弥足珍贵，古人并非轻易丢弃。因此，写卷主人在卷末背面抄录了一篇不足200字的审判文书：《金银匠翟信子等为矜放旧年宿债状及判词》。
文书内容记载：“金银匠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等三人，去甲戌年，因无年粮种子，遂于都头高康三面上商取麦三硕，到当年秋翻作陆硕。其陆硕内填还得壹硕贰斗。亥年翻作玖硕陆斗。到丙子年秋填还得柒硕陆斗，更余残两硕。今年阿阿（郎）起大慈悲，放其大赦，矜割旧年宿债。其他家乘（剩）两硕，不肯矜放。今信子依理有屈，伏望阿郎仁恩，特赐公凭，裁下处分。（判词）其翟信子等三人，若是宿债，其两硕矜放。（花押）”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甲戌年（974）春天，三位金银匠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因缺少麦种，向都头高康三借麦三石。到当年秋天，债务翻作六石。他们还了一石二斗后，还剩四石八斗。到了乙亥年（975），债务又翻作九石六斗。丙子年（976），他们还了七石六斗，最后仍剩两石。
此时，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颁布赦令，“矜割旧年宿债”。翟信子等人希望这二石旧债也能被免除，但放贷者拒绝。于是他们上告“阿郎”，即敦煌或瓜州的最高长官。最终判词极为简短：“若是宿债，其两硕矜放。”这笔旧债得以免除。
BD04698背面
这份不足200字的敦煌审判文书，鲜活再现了归义军晚期敦煌社会的诸多侧面：手工业者的收入并不十分充裕，金银匠也可能兼营种地；民间借贷有“违约一赔二”的惯例；国家赦令与私人契约之间，有时会产生摩擦。
为亡妻抄经：一场持续49天的追思
敦煌遗存中，也保存着古人的悲伤情怀。
天津博物馆藏品4532，国家图书馆藏品BD0454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P.2055，原本都与敦煌历学家翟奉达及其子为亡妻、亡母马氏祈福抄录的佛经有关。
BD04544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
这一组写卷反映的是唐五代以来十分流行的“七七斋”和“十王信仰”。
所谓七七斋，是从亲人离世那天起，每七日举行一次祭奠、追荐仪式，从“一七”到“七七”，连续七个周期，共计四十九日。
到了唐代，为亡人举办七七斋追福已相当普遍。后来，这一仪式又与中国传统葬礼中的百日、周年、三年等仪式结合，逐步形成十王斋供。
十王信仰认为，逝者在阴间最初每隔七日要接受一王审判。家属要依照七七斋的顺序认真斋供，帮助逝者免受冥间业报之苦。
七七之后，还要经历百日、一周年、三周年三次斋会。原文中提到：“若阙一斋，乖在一王”，意为若缺少一斋，就会得罪一王，“亡人”便无法顺利转世。
左边：P.2055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外题）
右边：P.2055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卷尾题记）
翟奉达为亡妻马氏抄录的经文，正是遵循这一程序：第一七斋写《无常经》，第二七斋写《水月观音经》，第三七斋写《咒魅经》，第四七斋写《天请问经》，第五七斋写《阎罗经》，第六七斋写《护诸童子经》，第七七斋写《多心经》。百日、周年、三年，分别对应《盂兰盆经》《佛母经》《善恶因果经》。
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十王信仰非常盛行，因此留下了大量《十王经》写本。《十王经》将“七七斋”和百日斋、周年斋、三年斋与“十殿阎罗”相结合，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典型体现。
《开蒙要训》：古代儿童的启蒙课本
如果说前文故事关于古人的生计、社交与信仰，那么《开蒙要训》则把我们带到古代儿童的启蒙课堂。
BD14667《开蒙要训》局部
敦煌地区自西汉设立郡县后便开始兴办学校。到了唐代，官学与私学均十分繁荣。私学又分寺学、义学、家学等类别，学习时间更加灵活，更契合普通百姓的生活节奏。对于许多孩子而言，识字是启蒙教育的第一步。
《开蒙要训》正是一部识字类蒙书。“开蒙”意为开启蒙昧、开始学习认字；“要训”可解释为重要字词。它大约成书于魏晋六朝时期，唐五代时在西北地区广泛流传，后在中原失传，却因敦煌写卷得以保存。
这本书汇集了1400个常用汉字，采用四言韵语编排，四字一句，共三百五十句，每两句一韵。因为篇幅短小、韵律和谐，读来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书中自己也说：“笔砚纸墨，记录文章，蒙童学习，易解难忘。”
有趣的是，《开蒙要训》不只是教孩子认字。它像一本微型生活百科全书，内容涵盖天地时序、山川河流、君臣伦理、孝悌人伦、坐卧起居、服饰女红、人体器官等。
例如“乾坤覆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讲述的是自然与季节；“孝敬父母，承顺弟兄”，弘扬的是家庭伦理；“头额颊颐，齿舌唇口”，则直接教孩子认识身体部位。
它的用字更贴近民间中下层百姓生活。对于那些只在农闲时光短暂入学的孩子来说，这样一本字数不多、实用性强的蒙书，恰好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识字需求。
《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试图将这些珍贵而略显晦涩的材料，重新带回普通读者面前。
全书精心挑选了国家图书馆珍藏的42件敦煌西域文献，既关注内容本身，也注重文献的形制与流传；搭配120余幅精美图片，分为“珍品琳琅”“古书原貌”“世间百态”“文学艺术”“文化交融”“佛在人间”“玄门文献”“珍本流传”八个板块，以浅显易懂的语言阐释文献价值，也讲述写本背后的历史故事。
品读这本书，你能读到一部从碎纸中抢救出来的唐写本《尚书》；见证最接近原貌的唐写三十卷本《文选》，如何在敦煌残卷中重现一角；也会遇见唯一由中国僧人编撰的佛经《坛经》，一本记录古人酒席游戏与舞步的《酒令舞谱》残页……
品读这本书，仿佛在旧纸背后，再次听见古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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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件特色鲜明的国家图书馆敦煌西域文献
多维度解读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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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文献背后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