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9日这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世人推出了鲁迅文学奖得主艾伟潜心创作多年的长篇小说《春歌》，新书发布会在北京观中·帝君殿举行，主题定为“人间有春歌：植根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邱华栋、潘凯雄、李洱、徐则臣受邀出席。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也来到现场致辞。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负责主持。
臧永清，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
艾伟作为中国“6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向来以深刻挖掘人性著称。《春歌》不仅展示了他文学风格的突破，更是他半生心血的结晶。《春歌》共四十万字，故事发生在杭州，以昆曲营造氛围，从一件法庭上的梨园旧案入手，全面描绘中国四十多年的巨大变迁。小说融合了司法观念的演变、经济体制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兴起、海关的对外贸易等诸多时代特征，细腻地展现了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起伏与情感纠葛。舞台上的昆曲悠扬婉转，法庭内的案件错综复杂，两者相互映衬，构成了《春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新书分享会现场照片。
《春歌》作者艾伟。
描绘江南的慢调生活与人情冷暖
《春歌》首先是一部充满东方美学与时代实感的作品。它深深扎根于1980年代至今的社会脉络，以杭州为核心、浙江为背景，生动展现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势力的蓬勃发展：从法治建设的逐步探索，到民营经济的茁壮成长，再到宁波口岸的外贸热潮，如同南方草木般生机勃勃，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最鲜活的生命力。
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对《春歌》给予高度评价：“这部小说让我们这些写了三四十年的作家都深感敬佩，它兼具中国文化底蕴、鲜明的中国符号以及坚韧的中国故事。江南文化的底色、杭州的城市背景，在这部小说里化作氤氲的云雾。”《春歌》描绘了杭州的美、江南的美，昆曲的美、情义的美。西湖的烟波、运河的桨声、钱塘的潮汐、昆曲的舞台，共同编织出小说清润悠长的气息；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埠头的晨昏烟火，更勾勒出江南特有的慢生活节奏与温润人情。徐尹春与范文卿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爱情在邻里守望、日常点滴中悄然生长，如同“从前日子过得慢”那样细腻绵长，在一茶一饭、一街一桥间沉淀成深厚情感，成为全书最动人的情感主线。而街巷的晨昏、市井的烟火，又让这部作品始终保持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它们共同氤氲出一种雅致与鲜活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味道，这正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
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另一方面，《春歌》所书写的，不仅是江南的风光，更是江南文化中的人情、伦理与风骨。书中的人物大多内敛、克制、重情重义，在变与动中坚守内心的体面与柔软。这种清润细腻的南方精神，与蓬勃发展的时代力量相融，使《春歌》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学品格。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评价道：“杭州确实缺少一部能像《长恨歌》那样代表上海的作品。《春歌》把杭州这座城市的繁华，把它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的东西，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它与这个城市完美契合。”
赵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春歌》与《白蛇传》《牡丹亭》深层呼应
《春歌》的核心并非悬案本身，而是“情”。小说围绕一桩梨园旧案展开，却并不局限于案件。随着叙事层层深入，三代人的命运起伏、六户家庭的悲欢离合逐渐浮现。昆剧名伶徐尹春与陈一朵、法官宋芝桓、医生范文卿、富二代黎彼得……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被置于命运与情感交织的洪流之中。他们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得到宽恕；有人困守过往，有人终其一生寻找内心归宿。艾伟并不刻意渲染情感的激烈，而是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中，写出了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死生以之的古典情韵：从“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到《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痴狂，这种刻入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东方式的绵长与坚韧得到了全新诠释。
潘凯雄，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
小说与《白蛇传》《牡丹亭》等中国古典情感叙事形成深层呼应。徐尹春如现世白素贞，既有柔情与坚韧，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情”的极致承担；陈一朵似小青，率真侠气为挚友挺身而出；法理约束与世俗执念，则如无形雷峰塔横亘人心。而整部小说所呈现的，也正是千百年来“情重于命”的文化气质。同时，艾伟并未止步于戏曲元素的借鉴，而是以昆曲所承载的东方抒情传统，重新组织叙事的节奏、气韵与情感结构，使《春歌》呈现出一种兼具古典意趣与当代经验的美学风貌。对此，邱华栋评价道：“小说有着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期间贯穿了《白蛇传》的传说作为小说的同构，更作出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中国人对‘一往情深’的理解，如何在当代人际关系中延续与变异。”《雷峰塔》犹在传唱，唯情之一字至纯至真。如此，小说里忠于情感的人们也将变成今天的传说。
李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然而，《春歌》并未沉溺于命运的幽暗与人世的悲辛，而是始终保有一种斑斓辽阔的人性底色。它写误解，也写谅解；写创伤，也写抚慰；写世事无常，也写人与人之间始终不曾熄灭的善意与悲悯，由此呈现出一种辽阔而深沉的人文光辉。李洱称赞：“艾伟对这些人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在我看来如此准确、如此精微，这是杰出的小说家才有的功夫。”
潘凯雄，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
艾伟精通“江南营造”之法，《春歌》采用五重视角互为补充，摒弃全知叙事的简单裁断。真相在不同记忆与立场的碰撞中逐渐显露，这种讲述方式既强化悬念张力，也最大程度还原人性之复杂。潘凯雄认为，《春歌》每一章都有一个小结构，五章合起来又是一个大结构，小结构和大结构一起给读者的审美感觉特别好。有些小说看上去结构很讲究，但是搞得太晦涩，而这部作品读者完全能够看明白，能够看出他对结构的用心。李洱认为“艾伟的小说可以看成是小说的建筑艺术，他本人是小说的建筑大师”。看完作品他表示：“小说确实呈现出了真正的建筑美，这五个部分互相参差、互相搭建，搭建成一个非常精美的园子。小说五部分之间类似中国的顶针结构，讲完这个人的故事之后，再从跟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抽出一个人往下讲。同时，也相当于五个七万字左右的篇幅搭建了非常完美的穹顶式建筑，确实让人非常感慨。”徐则臣则称：“《春歌》是榫卯的结构，一个搭一个，相互补充，看起来又浑然一体。”
李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
刑事法官宋芝桓贯穿全书。他长期专业与审慎地面对证据链，却在经验、成见与情绪的裹挟下，未能看见真相被遮蔽的暗面，最终铸成难以挽回的误判，法条的严谨也难掩人心的盲区。然而，小说于法理书写之中，更注入一层深沉的忏悔意识与精神反思。这种反思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罪与罚”，而是东方式的自我省察、良知觉醒与天理敬畏。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在艾伟笔下，法庭并非单纯的裁决是非之地，而是化作照见人性与命运的镜子。人非圣贤，皆有认知盲区与心灵局限，正因心怀敬畏，才会在谬误之后反观自身；正因承认局限，才会在错判之后辞去公职，成为一名公益律师。这种忏悔，是对真相的谦卑，对良知的坚守，对命运的敬畏，更是对“天理人心”这一至高正义的永恒趋近。它让法理不再止于冰冷的逻辑与证据，而获得了叩问灵魂、照亮人性的精神力量。邱华栋盛赞：“《春歌》是艾伟最具深度，广度和思辨锋芒的杰作，也是他最‘目中有人’的一部佳作。艾伟完成的，正是一位优秀小说家从‘勘探人性’到‘与人性共处’的精神抵达。因而，《春歌》令我们惊喜和赞叹，它展现了当代中国小说的新成就与新可能。”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春歌》融汇戏曲美学、江南散文、悬疑叙事
《春歌》之精妙，不仅在于叙事设计，更在于其文辞典雅、气韵贯通、刚柔并济的独特文风。李洱点评道：“艾伟的语言达到非常精妙的地步，这种精妙显然来自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艾伟以数十年笔力，将戏曲美学、江南散文、世情小说、悬疑叙事自然融会，形成清雅温润又庄重严谨的文风，浑然自成一格。
在时空结构上，《春歌》更以大开大合的叙事视野，突破地域与时间的双重边界。小说以江南水乡为根脉，又将叙事笔触从容扩至南美大陆，让烟雨杭州的温婉灵秀与里约热内卢的热带风情形成悠远对照与隐秘呼应：故土是悬案与执念的起点，迷幻异域则成为命运延展的旷野。潘凯雄赞道：“小说有着庞大的历史跨度、广阔空间，三四十万字的作品盛装了这么丰满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本事，也是作家多年对生活的观察和积累的灌注。”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南宋慧开禅师的诗偈，构成了《春歌》的内在乾坤。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浮沉之后，人终究仍需回到生活本身，唯有破执与释然，方能抵达内心安宁。徐则臣夸赞《春歌》的书名特别好，艾伟在这部作品里完全敞开了，有一种特别洒脱的平常心在里面。小说一改艾伟过去的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感，变得有生命意识和现实感，将感性的和理性的融合得非常好。
宋芝桓，经过一场漫长的人生审判之后，终于在法理与真相的尽头，看见了人心深处那些曾被偏见与执念遮蔽的部分。他放下法槌，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尘世纷纭，也重新回到对于“情”的理解之中。昔日端坐法庭的审判者，最终成为重新书写《白蛇传》的人。小说最点睛之笔，在于结尾宋芝桓作为编剧从法海的角度对《白蛇传》的全新演绎。“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人妖纠缠致天谴。看啼啼哭哭慈心岂恝然，究竟是你须得回向忏悔，还是我落下因果前愆。”艾伟突破传说框架，让舞台戏文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打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
黄茜，南都N视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