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之前，雕版印刷技术尚未成熟，我国书籍的制作都依赖笔墨手抄。这种书籍被称为“写本书”。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提到：“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从图书生成与传播方式来看，先秦至唐末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写本时代”——一书若需复制多个版本流通，只能通过抄写实现。《旧唐书》由五代后晋官修，其中《经籍志》收录了先秦至唐代的典籍目录，篇尾记载开元年间，四部库藏的书籍共计125960卷，全部采用益州麻纸抄写；储放在集贤殿的御用藏书，经库备有钿白牙轴，史库配钿青牙轴，子库装雕紫檀轴，集库选绿牙轴，以此区分——这些书籍都是纸质行楷的“写本书”。
如此庞大的数量，由何人抄录？是书佣，即社会底层能识字的贫困者，他们受雇于官府、私人、寺观及书商等抄写书籍，以此获取酬劳。由于规模庞大，每日受雇抄写，逐渐形成了“佣书业”。这种依靠手抄方式生产、复制书籍的行业，始于汉代，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兴盛，至五代衰落。
理论上讲，自图书诞生之初，便有了传抄者，先秦诸子著作以及《离骚》《史记》等经典，都依赖手抄传播。西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这里的“写书”即为政府抄书，以换取工钱；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上万卷政府藏书后，又雇佣人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者。
关于佣书业，《后汉书·班超传》有明确记录：“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它智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左右”即指与班超一同为官佣书者，此乃“投笔从戎”之典故。这是正史中关于佣书的初次记载。东汉侯瑾《皇德传》又记：盖晋，敦煌人，“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为官书”即为官佣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佣书业达到鼎盛。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会稽山阴人，世代务农，但嗜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盖晋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佣人抄写；而阚泽“为人佣书”，是私人付费，雇人抄写。可见，这时佣书已不局限于官府，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从“写本书”的出现到“佣书业”的昌盛，是图书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陈德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