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儿童数量的长期下滑，为教育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促使目标从粗放式扩容转向精耕细作的质量提升。
湖南省长沙市某重点小学的招生公告，至今仍悬于四月的春风之中。该校2026年计划招生仅五个班，较往昔的盛况已是天壤之别。邻近的另一所重点小学仅招收三个班，而隔壁非重点小学的招生更是冷清至仅录满一个班。昔日求校无门的景象一去不复返，小学招生压力弥漫开来。
2026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简称《公报》）揭示了一组令人警醒的数字：全国普通小学较前一年减少了大约8000所，平均每天都有近22所学校关闭；幼儿园数量也锐减了2.14万所，每日关停的幼儿园接近59所。两项合并计算，全年总计关闭了近3万所学校。
这一趋势并非偶然，而是持续多年的结果。自2020年始，小学数量已经连续六年呈现负增长，五年间累计削减了约3.4万所。幼儿园数量在2022年达到28.92万所的高峰后，短短三年间便减少了6万所。在园幼儿总数也从2020年的4818.26万人，一路下滑至2025年的3225.52万人，降幅高达三成以上。从幼儿教育到义务教育，少子化的影响日益显现。
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变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并将这一策略视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的核心手段。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直言，当前的学龄人口收缩并非短暂的波动，而是一个将延续数十年的长期趋势。他指出，学龄人口数量的减少，为教育发展目标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从过去的“规模满足”逐步过渡到“质量提升”。
随着学龄儿童数量的下降，基础教育格局正在重新洗牌，资源配置亟需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
《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减至23.19万所，较2024年的25.33万所减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总数为3225.52万人，较上一年减少了358.47万人，相较于2020年4818.26万人的峰值，五年间累计减少了1592.74万人，降幅超过三成。其中，关闭的幼儿园主要集中在民办机构——2025年民办园减少了1.47万所，公办园减少了0.67万所；民办在园幼儿减少197.32万人，公办园减少161.15万人。
教师队伍也在同步缩减。2025年全国幼儿园的专任教师人数为261.26万人，较前一年减少了21.93万人。自2022年324.42万人的峰值起，这一数字已经连续三年下滑，累计减少了63.16万人，降幅接近两成。
这一趋势似乎尚未触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早前接受《财经》采访时曾表示，出生人口将持续走低，幼儿园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少。
据奕阳教育研究院“人口变迁与学前教育发展”课题组预测，按照当前出生人口的趋势，2027年至2030年在园幼儿数量将跌至2500万人左右，不足2020年峰值的半数。
压力正逐渐从学前教育阶段向小学教育阶段传递。2025年全国普通小学减少至12.83万所，较前一年减少了约8000所，创下近五年来的最大降幅。在校生人数为10178.29万人，较上一年减少了406万人；招生人数为1461.74万人，同比减少约155万人，降幅高达9.6%。
小学招生数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了出生人口的减少。2016年至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出生人口推高至1786万和1723万，此后出生人口持续下滑，至2025年降至约871万。2016年至2017年出生的儿童，在2022年至2023年集中进入小学，将小学招生人数推至2023年的峰值1877.88万人，随后的两年里回落了逾400万人。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秦玉友及其团队预测，“十五五”期间，小学入学人数将继续呈现下滑态势，预计2026年约为1234万人，到2029年将降至928万人，较2023年的峰值减少了近一半。
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依次达峰、依次回落”的时间错位，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在解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时强调，幼儿园和小学已在“十四五”期间达峰，初中预计将在2026年前后达到峰值，高中则可能在2029年前后达峰，高等教育则计划在2032年前后达到峰值。
刘厚莲认为，遵循各学段人口变化的梯次规律，分层优化供给，能够推动教育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规划，既能解决当前的供需矛盾，也能为未来提质增效奠定基础。
面对这一变化，丁长发强调教育资源配置逻辑必须实现转型——过去是静态的扩张，未来则要转向“人走哪里，资源就跟到哪里”。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教育财政资源应相应增加；留守儿童的关爱、县域教育供给等老问题，也需要在新格局下得到妥善解决。他建议教育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共享人口数据，根据真实的学龄人口分布动态配置资源，实现精准投放。
小班化教学成为应对生源减少的新思路
招生压力的增加，也为教育资源配置逻辑的转换提供了契机。数据显示，全国小学大班额现象已基本消除——56人以上的班级占比降至0.58%，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仅剩392个，占比不足万分之一；生师比优化至15.76∶1。
“小班化教学”已然成为2026年教育政策中的高频词汇。所谓“小班化教学”，是指班级人数相对较少的教学组织形式。
2026年3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为积极应对学龄人口依次达峰，我们已经加强前瞻研判，建立了国家监测系统，优化资源配置”，并明确“支持有条件地区开展小班化教学试点”。6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写入规划，标志着这一模式首次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小学的班额仍存在较大的下调空间。2022年，经合组织国家小学平均班额为21人、初中23人；欧盟国家小学仅为19人、初中21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小学平均班额分别为20人、26人、27人、22人。反观中国，小学虽已摆脱了超大班额，但30人以上的班级仍是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志勇近日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小班化教学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举措”。他分析称，受学龄人口规模庞大的影响，中国生均教育资源配置长期存在相对短缺的情况，大班额教学成为无奈之举。“未来十年，受出生率下降的影响，全国学龄人口规模相继达峰后将快速下降。这为中国中小学教育从大班额转向小班化教学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小班化教学的实践探索由来已久。1997年，秉持“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理念，上海市10所班额控制在19人至28人的小学率先开启了中国第一轮小班化教学改革。随后，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北京、辽宁大连、山东东营等地纷纷出台了区域性改革方案及配套保障措施。
作为改革的先行者，上海近期再次引领了变革的潮流。2026年5月，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小班化教学指导纲要（试行）》（简称《纲要》），旨在推动全市开展高质量的小班化教学试点。
《纲要》以“让每一个生命绽放独特光芒”为价值导向，被视为对教育本质的回归。长期以来，在大班额的环境下，标准化教学模式往往忽视个体差异，导致教育陷入“千校一面”的误区。而小班化教学的首要突破，就在于承认并尊重个体差异。《纲要》指出，教学活动必须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重心不再局限于知识的灌输，而是转向唤醒和成就每一个独特的生命。
不仅是上海，自2026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宣布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小学一年级将全面推行小班化教学，班额严格控制在35人以内，采取“一年级先行、逐年覆盖”的策略；内蒙古阿拉善盟也宣布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在高新区部分年级全面推行小班化教学，打造全盟改革示范样板；山东省威海市则于2026年4月召开专题推进培训会，将小班化教学作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
张志勇认为，小班化教学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受学龄人口激增、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客观因素影响，中国中小学教学班额普遍偏大，教师的课堂教学难以兼顾每位学生的成长需求，差别化、个性化的教育难以落地生根，这种“大班额、一刀切”式的教育方式无法适应高质量基础教育的需求。
资源盘活只是手段，质量提升才是根本目的。面对腾挪出的师资和校舍，如何将其转化为小班化教学的实际效益，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
师资队伍的构成变化，直接反映了这一趋势。2025年，全国专任教师总数连续两年下降，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队伍缩减明显。与此同时，小学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85.30%，四年间提升了15个百分点；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中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96.05%。这些数据表明，师资供给正从数量补充转向质量提升。
丁长发指出，小班化教学不仅涉及班级规模的调整，更要求教师队伍素质的同步提高。他认为，在生师比得到优化的情况下，师资建设的重心已经从“在哪教”转向“谁能教”。
校舍资源的活化利用是另一项重点工作。针对闲置的校园，湖南省于2026年5月出台了系统的处置方案，明确了四条路径：优先改扩建为普惠性幼儿园或校外教育基地；其次转为养老院、文化站或留守儿童服务中心；再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开展产业运营；最后对危房予以拆除。这一分类处置模式已在多地取得成效，例如湖南新田县将闲置校舍改为公办幼儿园，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
学前教育的调整更为具体。广东省2025年幼儿园减少了647所，在园幼儿减少了33.82万人。为应对这一变化，广东省建立了与人口变动挂钩的供给机制：在人口流入地增加公办学位，在农村地区依托327个乡镇资源中心进行辐射带动。以广州市番禺区南派幼儿园为例，通过三级财政投入1100万元进行重建，办学等级从村级园提升至区一级。此外，广东全省还通过182个幼儿园共同体，推动优质资源的下沉。官方数据显示，至2030年，广东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目标为60%以上。
这种调整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治理逻辑。过去更侧重于通过撤点并校来控制成本，现在则更强调根据人口流动的趋势进行精准布局。正如《人民日报》相关评论所指出的，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保障教育公平、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政策制定不可动摇的底线。
丁长发认为，少子化虽然带来了挑战，但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改革窗口期。他指出，过去由于学龄人口庞大，教育资源长期处于紧缺状态，主要目标是保障入学机会；如今随着生源减少，提升教育质量具备了现实条件。他建议，一方面探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将学前或高中教育纳入免费范围；另一方面建立公共财政“跟人走”的机制，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入地学籍挂钩。
储朝晖也强调，资源配置不能仅仅根据静态的生源数据进行简单的加减。他提醒，盲目扩建超大规模学校可能导致师生比例失衡，反而不利于质量提升。相反，乡村小规模学校由于师生联系紧密，更有利于实施因材施教。因此，对于闲置的教育资源，应通过功能置换实现保值增值，而不是简单地废弃。
一年之内，全国小学减少了约8000所，幼儿园减少了2.14万所。这些数字背后，是教育重心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实质性转变。
丁长发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仍有提升空间。加大中央对义务教育的保障力度，配合学制改革，不仅能缓冲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更是抓住窗口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责编 | 陈湘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