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2日，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曝光了申思在集训中殴打一名不满十三岁未成年球员的影像。视频在媒体间迅速扩散，细节陆续披露，焦点集中在申思在禁赛期以非教练身份投身青训一事。当年禁赛原因再度被提起，沉寂十多年“南主席”的名号也被翻了出来。
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向，颇像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比赛，阿根廷球迷的呼声最高，支持申思的声音同样占据主流。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幸运星俱乐部被视作江浙沪地区青训质量顶尖的机构，许多孩子送入这里，成年后能成为职业球员，这被视为申思人脉的体现。申思带过的青训球员也现身说法，表示训练虽严，但这是传统，申思对他们很好，甚至送过鞋子。
更多人则是用“谁小时候没挨过打”、“哪个球员训练时没挨打”来替此事开脱。这些评论无视了事实，事实是申思实施了殴打，而且是带有侮辱性质的动作。
1949年7月，全国总工会就曾发文禁止“师傅殴打徒弟”；《劳动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关于是非对错的规定写得十分清楚。申思殴打小球员，无论缘于瞬间的冲动还是内心的积郁，本质上都是利用现有人身依附关系与利益牵连，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尊严与权利，这才是该事件的内核。
老实人与板上的鱼肉
最近申思内心的积郁应该很重。
2026年世界杯正在进行，当年比申思年纪还小的国家队和俱乐部队友们，正作为嘉宾解说比赛。这些嘉宾里，有的转型做了职业教练，都在认真吃足球这口饭，不仅曝光率高，还常被当作偶像宠着。
反观自己，即使投身青训，身份也只能藏在幕后。申思本是上海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加上姓氏，本可与上海足球融为一体，只因一念之差，终身被禁足。况且当年那件事，南勇以权力相压，实在是没人敢挡。南勇找上申思，看中他不敢反抗又听话，这与外界说法一致。相信当年南勇列过名单，今天活跃在解说与娱乐界的退役球员中，有的名字被写上又划掉，只因不听话、嘴又不严。
只有申思听话又本分，嘴比较严。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事件里，倒也说得通。
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有人扛住了压力，做出了正确选择。孙葆洁老师也参加了世界杯解说，当年他受尽压力、收买和威胁，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他扛住了一切，如今享受的荣誉与尊重，与当年的选择成正比。
至于有人故意混淆视听，说“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把申思的打人行为包装成敬业，更是胡扯。
打人就是打人，打人不是敬业，打人不是因为责任心，也不是为了纠正动作，更不是被打者不听话，受害者根本不敢动。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人脉织就的关系网下，打人者对被打者拥有如同主人般的权威。
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自认为在经济利益和人脉上卡住了被殴打者，不敢打才是真的不敢，能打是因为能拿捏住对方。
申思身上有很多值得被原谅的地方，比如他投入大量精力做青训，又比如这些年无论挂着顾问还是股东，青训效果都很好，再比如当年他因胆小老实而被南勇操控，在假球事件上的主观过错并不多。
但就事论事，这都不是他打人的理由，也不是他打人后能被原谅的理由。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就是你认为弱小者是你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有一天能打人
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言论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类似打人不合法却合理的言论，大致分三种腔调。一种是管理论，认为“中国球员全是打出来的，不打踢不出来”。意思是球员处于青春期很难服从管理，教练需竖立权威，让孩子养成听教练话的习惯，那就得打，打完才听话好管。
另一种是意志力论。“被教练打是意志上的考验，谁小时候没被皮带头抽过，只有经过肉体折磨，才能把意志力培养出来。”有人甚至把这种意志力当作传承，“不信你去问，哪个球员不是打出来的。”最后还要科普，当年的皮带是卡扣结构，皮带头金属质地，重量超过一百克，砸在人身上一砸一个淤血肿包，砸头上轻则肿块，严重时能造成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恨铁不成钢，打是亲骂是爱。”这种言论的代表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暂且不论法律问题，先看打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通过殴打别人制造心理威权，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首先告诉你，我对人身具有绝对控制权。被殴打者很多人因此患上心理疾患，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只是受害者声音发不出来，即便发声也难从法律上找到证据，甚至会被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都是在打骂体制里的幸存者和受益者。他们没得精神疾患，很简单，他们不仅是幸存者和受益者，还是传承者，通过转嫁自己受过的痛苦到别人身上，获得快感。
当一个人能把痛苦当作幸福享受时，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以后能为他带来利益，还能带给别人痛苦，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时战战兢兢，动不动被打骂，现在轮到做婆婆，先享受婆婆的权力再说。
长老理论下的孩童
需说明的是，这种“婆婆理论”在今日家庭伦理中已不存在，那是农业时代女性无工作无收入时的恶性循环，如今社会已绝迹，但婆婆理论依旧存在。
以明朝科举制度为例，《明史》与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多有记录。
明朝科举反人性，“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候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时不敢跺脚缩手，热天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想喝水，名字上会被打红勾，考官觉得不尊重，会在试卷上降分。没有大小便自由，被虚报帐目买下的竹凳是连体的，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两侧一排人都觉得屁股在动。”插一句，大家知道今天高考有多幸福了吧。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差人拿短棍到家里，把大厅窗户打烂，叫“改换门庭”。同姓地主来拜亲戚，有人拜到门下，送上千两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中可免两个成年男丁的役，这是极大福利。明朝有人愿意拜到官僚世家为奴，正是受不了过重役，中了举人，享受更多特权。
即使考不中举人，只是普通秀才，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用刑，还能包揽诉讼，利用规则漏洞挣钱。比如与某地主结亲，地主也不需交粮服役，背后是地主每年至少三百两银子。
这就是明朝科举考试中童生或秀才如此卑微的原因，那是为了考上的特权。费正清在《乡村中国》提到“长老统治”，在乡村生活中，县令被称为“为人父母”，管理称为教化，小孩一小时内受大人干涉，比成人一年受的指责还多。
从这里，我们能理解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是爱理论出现的原因。
禁足令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诡异之处在于，明明足协已颁发禁足令，申思为何还能从事青训。虽曝光他以顾问身份挂职，但这家初创于2006年的公司，申思仍是股东之一，还是大股东。
答案很简单，2006年申思并未收到任何禁令，自然可以申请注册。那么2016年后，中国足协的禁足令，为何市场监管局还容许申思继续以大股东身份存在？
原因很直接，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如下：“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为未满八岁或不能辨认行为的成年人；贪污等罪名入刑未满五年的刑满释放人员；破产和吊销营业执照未满年限人员；债务问题失信人；通缉犯”。
有人认为有了足协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会让申思注册。错了，就算是申思2017年出狱后新注册，市监局也会同意。首先足协禁足令对象不在市监局黑名单上，其次申思不属于“贪污以及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因此可自由注册。
上海足协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能否强行中止申思股东权？
当然不能，上海足协不具备侵犯他人财产的权力。上海足协能审查的是俱乐部教练资质是否合格、场地是否安全规范、是否有体罚行为。
现在要谈最根本的问题。
申思若以顾问身份参与俱乐部和球队管理训练，现在可以，将来也可以。但体罚事件曝光后，他很难再获得任何队伍以顾问身份带球员训练的机会。因为现在约束他最强的不是禁足令，而是体罚球员行为坐实。
禁足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很难阻止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但按目前状况，申思只要参与任何足球项目，成功概率都不高，即便不靠禁足令，也会有其他方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件事最吊诡之处，其实就在上面那段话里。